清朝的张鹏一《魏略辑本》谓鱼豢符催死于晋太康以后，则鱼豢入晋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，由该说法可知，鱼豢不曾仕晋。看来，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，故《魏略》叙事颇注重品节作风。裴松之注肯杠探碑订《三国志》，引用之书，以《魏略》为最多，《魏略》虽早已亡佚，但从裴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。
从《魏略》的内容和文字看，还是相当好的。鱼豢是关中人，所以对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，例如《三国志》卷30《东夷传》裴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不仅能补陈书之缺，被史家誉为“殊方记载，最为翔实”，而且，鱼豢在《魏略》颇为注重风骨，敢于揭露当朝权贵的丑事（如曹操 [1-3]、曹丕 [4-5]、曹休 [6]、夏侯惇 [7]、何晏 [8]、蒋济 [9]、司马懿 [10]、赵俨 [11]），因此，史料价值极为珍贵。
本书原卷数，各史记载相异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二》载“《典略》(疑《魏略》之误)八十九卷”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上》载“《魏略》三十八卷；《典略》五十卷”，《新唐书·拜重虹艺文志二》载“《魏略》五十卷”。有的学者认为《典略》及《魏略》为同一举精再协书，有则认为是二书。
此书久佚，现今只留有佚文。其内容分别由《后汉书》、《翰苑》、《北户录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书所引用。清代时史家王仁俊举承厚、张鹏一分别为此书作了辑佚工作，其中以张鹏一辑本为佳，辑有25卷并附遗文6条。
作品内容未对魏朝与晋国的重要人物作出避讳。从魏武帝曹操开始撰写，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谓“事止明帝”。但从佚文内容来看，尚记载至魏高贵乡公曹髦被立之时，则知《魏略》记事非只于魏明帝时，而是止于三少帝之时。
《魏略》记述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相当详细，而对偏方地区的记载较略，甚至与他书的记载不大相同，如有关刘禅被人口贩子出卖，孔明见刘备的史事与《三国志》“三顾茅庐”的内容多不相符。有关外国的记述详细，有对邪马台国和大秦国（罗马帝国）的记载。特别是关于大秦国，是中国方面对罗马帝国的文献中，现存最古老的史料，与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有所有差异，如有关元老院的存在等的记述（关于内容请参照《三国志》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）。
《魏略》中可知的传名还有〈清介〉(《三国志·常林传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苛吏〉(《三国志·梁习传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纯固〉(《三国志·王修传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勇侠〉(《三国志·阎温传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知足〉(《梁书》卷52)、〈游说〉(《三国志·三少帝纪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佞幸〉(《三国志·明帝纪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儒宗〉(《三国志·王肃传》引《魏略》)、〈西戎〉(《三国志》卷30引《魏略》)等传名。清代学者钱大昕谓“诸传标目，多与他史异。”；高似孙称“特为有笔力”、“亦一时记载之隽也”。
黄初、太和中，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创纪传，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、秘书监王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、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等，复共撰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，勒成《魏书》四十四卷。其书多为时讳，殊非实录。吴大帝之季年，始命太史丁孚、郎中项峻撰《吴书》，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文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敕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、华覈，访求往事，相与记述，并作之中，曜、莹为首。当归命侯时，昭、广先亡，曜、莹徒黜，史官久缺，书遂无闻。覈表请召曜、莹，续成前史，其后，曜独终其书，定为五十五卷。至晋授命，海内大同，著作陈寿，乃集三国史，撰为《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……先是，魏时京兆鱼豢，私撰《魏略》。
由上可知，曹魏宫撰史书为王沈主撰之《魏书》。孙吴宫撰史书为韦昭主撰之《吴书》。《晋书》卷39《王沈传》言王沈于魏正元年间（公元254年至公元259年）“与荀觊、阮籍共撰《魏书》，多为时讳，未若陈寿之实录也”。那时，高贵乡公曹髦因不能忍受当傀儡皇帝的耻辱，决定对司马昭发动突然袭击。当曹髦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侍中王沈、散骑常侍王业后，沈、业二人立即驰马向司马昭告密。因此，王沈受到司马氏重用，宫运亨通，但为众议所非，《魏书》也因袒护司马氏，被讥为非实录。
《吴书》的主撰韦昭，孙晧时为侍中，领左国史。因孙晧暴虐，群臣多阿谀顺旨，数言天降祥瑞，以博得孙皓欢心。晧以问昭，昭曰：“此人家筐筐中物耳”。晧又欲令昭为父和作纪，昭以和“不登帝位”，不予照办。诸如此类的事，使晧衔恨在心。凤凰二年（公元273年），晧竟杀昭。与昭共撰《吴书》的薛莹、华覈皆正人君子，且有才学。故《吴书》尚为史家所许可。
《魏略》系魏郎中鱼豢私撰，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谓“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，事止明帝”。然据《三国志》卷4《三少帝纪》注引《魏略》记有嘉平六年（公元254年）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，则知《魏略》记事非只止于明帝，而是止于三少帝时。《魏略》很注意对三国时各阶层人物的描写，例如鱼豢为董遇、贾洪、邯郸淳、薛夏、隗禧、苏林、乐祥七人作《儒宗传》，其序曰：
从初平之元（公元190年）至建安之末（公元220年），天下分崩，人怀苟且，纲纪既衰，儒道尤甚……至太和、青龙中，中外多事，人怀避就，虽性非解学，多求诣太学。太学诸生有千数，而诸博士率皆粗疏，无以教弟子，弟子本亦避役，竟无能习学…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，其能操笔者，未有十人，多皆相从饱食而退。嗟夫！学业沉陨，乃至于此，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，各处荒乱之际，而能守志弥敦者也。
由上可知，曹魏时，子弟入太学，多是为了避役，而在太学教授生徒的博士，也大都粗疏，学无根底。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。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学术的坠落了。鱼豢在《儒宗·董遇传》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，即不论学习什么书，都“必当先读百遍”。他说：“读书百遍而义自见”。鱼豢在《儒宗传》中，还揭露了地方旧姓豪族欺凌单家（非富强之家）的情景。如在《薛夏传》说：薛夏，字宣声，天水人也。博学有才。天水旧有姜、阎、任、赵四姓，常推（可能为“雄”字之误）于郡中，而夏为单家，不为降屈。四姓欲共治之，夏乃……东诣京师。太祖宿闻其名，甚礼遇之。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，关移颍川，收捕系狱。时太祖已在冀州，闻夏为本郡所质，抚掌曰：“夏无罪也，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！”乃告颍川，使理出之，召署军谋掾。
